两个轮子上的中国

时间:2019-12-02 15:39 来源:衣公子的剑

光绪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就觉得欢喜,这前后两个轮的玩意儿,经人脚踏,自行往前,竟尔不倒。不过练习骑车之时,光绪辫子不幸卷入后轮,重重摔下,从此也就不骑了。

咸丰十年,公元1860,英法联军攻占北京,被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称誉为“理想与艺术的典范”的圆明园遭洗劫一空。当盗贼打开仓库,除了令人垂涎的珍宝,还有一事令人诧异:一个深宫仓库中,藏品竟然来自西方,既有棉纺机、蒸汽机、织布机等工业机器,也有地球仪、望远镜、气压计、天体运行仪等科学仪器,甚至包括迫击炮、榴弹炮、步枪、连发手枪,外加一艘装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。

原来就在60多年前的1793年,正值中国皇帝乾隆82岁大寿,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奉国王之命出使中国以期建交。尽管双方就会面礼仪争执不休,但是最终马戛尔尼还是得以面见乾隆,呈上的礼物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、工业机器和战争武器。

不过乾隆认为天朝上国应有尽有,他国之物不足为道,不仅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开展贸易的请求,还把这些礼物锁入深宫。它们迅速被灰尘覆盖。马戛尔尼败兴而归,不过建立在这些器物之上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。两个古国,走向不同的方向,全世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也从此易主。

通州八里桥是入侵者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,几天前,发生在那里的战斗决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归属。顾命大臣、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统领最精锐的满蒙骑兵步兵6万,对战英法联军8000。清军以多打少,却遭遇惨败。法军阵亡3人,英军阵亡2人,而对面的满清将领伤亡过半,八里桥失守,北京门户大开。史料显示,带着拱卫京师的使命,大清的精锐骑兵面对英法枪炮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冲锋。伴着曾经叱咤欧亚的蒙古骑兵最后的挽歌,北京已经成为侵略者囊中之物。

沉醉于烧杀劫掠的暴徒忍不住想,假使乾隆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多几分上心,至少下发给帝国的能工巧匠任其拆卸研究,一探究竟。60年后自己还会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北京吗?想到这,有几分后怕,更多几分嘲笑。

慈禧太后携百官西逃,帝国宫殿惨遭劫难,战争过后还要主动求和修好。中国正式进入西方列强所称的“架几门炮就能殖民”的时代。

经此劫难,朝堂不得不变革图强,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运动正式启动。

不过,就在光绪被自行车卷了鞭子,重重摔下的同一时间,这场浩浩荡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破产了。

甲午战争,中国惨败撮尔小国日本,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、名震亚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说到底,这场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为目标的洋务运动,又开铁厂,又造轮船,但是归根到底只是一场针对西方器物的模仿。中华民族的觉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,康有为、梁启超提出的维新变法,得到光绪大力支持。

维新变法要学的是西方的制度

从工业技术,到交通工具,再深入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,自行车是横跨技术到文明的一座桥梁。西方的自行车,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辫子,同一时间,中国前进方向发生重大转折。小场景在大背景下显得寓意无穷。

自行车渐入中国,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围,在中国坑坑洼洼的道路上,骑车者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为多见。中国路况复杂,无论城市还是乡间,自行车走走停停,是最为合适的交通工具。除了这个用途之外,自行车更多的身份是贵族的玩具。

1922年,末代帝王溥仪大婚,堂弟溥佳送自行车一辆。为此,帝师陈宝琛狠狠训斥了溥佳“皇上是万乘之尊,如果摔坏了,那还了得,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”。他还劝溥仪不要骑。不过,溥仪不仅并没像光绪一样摔伤,反而练了几天就会了,从此沉迷上自行车。

第二年,紫禁城一场大火,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、延春阁、积翠亭、凝辉楼等全部烧光。大清已殁,索性也没有重建,清理完毕后,溥仪在原处开了一个运动场,每日在此打网球、练自行车。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资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,还因为嫌门槛妨碍骑车,拆了多处宫廷的门槛。晚年溥仪重游故宫,对此颇为有感,言道,“这是我的成绩,为了骑自行车,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”。[1]这当中,末代皇帝的身份、西方器物的属性以及作为某种象征的前人不敢动的门槛,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。

不过,门槛易动,根弊难除。维新变法失败,康、梁流亡,戊戌六君子受戮,但是维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势所趋。握紧权柄的慈禧太后在多方压力之下,提出宪政,整个就是维新变法的山寨,这是已经行至暮年的清廷最后的挣扎。

自行车的普及伴随中国变革始终,渐渐从贵族的玩具,变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费品。富家子弟在贩夫走卒间骑车穿行而过,脸上写满得意。

尽管囿于车价昂贵、路况欠佳和学骑困难,自行车普及有限,但是其深度进入民众生活的趋势已现。

自行车的出现,令人得以重新审视遍布上海街头的人力车。进步人士严肃提出“富者坐之,贫者拉之,同为同胞,判若人畜”,不符人道的人力车,逐渐和鸦片、小脚一样,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重要象征。相比较之下,自行车行驶全靠骑车人双足踏动,没有人道负担。因此,自行车又被称为“自由车”。可见,这两轮工具的意义非凡,推动的不仅仅是器物的进步,更是社会的革新

单车的双轮从中国悠悠碾过,贯穿了近代中国的愚昧落后、民族工业的发愤图强、国民精神的推倒重建、市民社会的自行车王国,以及新经济模式的辉煌和丧钟。

无论 是被自行车轮卷了辫子的光绪,还是为自行车锯了宫殿门槛的溥仪,都没有机会阻止帝国的覆灭,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了帝国的陪葬品。

1896年,租界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批评清政府改革不力,以西方人口中的“欧洲病夫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做类比,称中国为“东亚病夫”。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改革派报纸《时务报》为激励国人,将其翻译成,“中国人是东亚病夫”。联想到中国鸦片泛滥,社会凋敝,国人精神面貌萎靡的现实,这个描述真正切到国人心中痛处,因此广为流传。

1936年柏林奥运会,由69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近三十个项目。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,其他人都在初赛即遭淘汰。中国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之时,当地报刊发表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,题为“东亚病夫”。

洋务运动求诸器物,维新变法求诸制度,可是前前后后大半个世纪,为何中华民族依旧积贫积弱?针对国人心中疑问,新文化运动提出新的观点:中国的落后不止于器物和制度,其根源在于国民性。换言之,中国为何挨打?因为你我是鲁迅笔下的阿Q、祥林嫂和赵四老爷。

用现代精神来武装国人风貌、树立国人自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。1930年,《申报》发表“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”宣言:

历史上背负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和创造的中华名族。不幸到了近世,萎靡和颓废,成了青年们普遍的精神病态。我们觉得时代的精灵,已在向我们欢呼,我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伟大的重担肩负起来。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,雪东亚病夫之奇耻,革柔弱娇羞之恶名。

世界概念刚刚形成,这颗星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充满未知。环球旅行,在每个国家都是让人精神一振的话题。青年8人,自发组成“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”,宣称要从上海出发,凭双脚走遍世界,告诉西方人,中国人也有体力,中国人也有探险精神。

潘德明自幼立志闯荡世界,常年刻苦锻炼身体。为此,在南洋高等商业学校读书2年后,他和家人一起开了家西餐馆。一来为环球旅行积攒经费,二来餐馆手艺,通行全球,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可以边探索边打工。

当潘德明看到《申报》的报道,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已经从上海北站,伴随着送行国人山呼海啸的“中华民族万岁”的欢呼,高调启程。

通过商务印书社拿到介绍信,潘德明匆匆出发,追赶步行团的脚步。当潘德明在杭州赶上步行团,炎热和每日50华里的行程已经让其中的2人却步。当步行团离开厦门,又退出两人。

在南洋,步行团收到当地华人热烈欢迎。南洋华裔,创业艰苦,饱受歧视,事业越是成功,对祖国的拳拳爱国之心越是浓烈。对于步行团的捐款和资助价值惊人。在越南西贡,依靠捐助,潘德明拥有了一辆英国“兰瓴牌”自行车。不过,温柔乡里,步行团步伐停滞,裹足不前,这令潘德明颇为不满,最终离开团队,一人一车,独自上路。

当时报纸对于潘德明环球骑行的报道

孑然一身的潘德明立刻遇到麻烦。民国政府新加坡领事不予签证放行。原因是近代以来已有多位华人青年,宣称环游世界,展民族气魄,却总在南洋转圈,骗完南洋侨胞巨额的捐赠,就回家了。

想到此处,潘德明用力握紧自行车的手柄,双手因用力而发白。“是啊,这样的民族,谈何富强”。

在得到一系列帮助之后,潘德明继续自己的环球旅行。前人骗财的行径、今人怀疑的眼光,令他愈挫愈勇。在丛林依靠拼命敲打铜锣吓走老虎,在沙漠迷失方向死里逃生。最九死一生的时刻是在圣城耶路撒冷,潘德明遭遇强盗,除了一本“旅行日志”,一无所有。

也是在层层磨难中,在一个人的孤独里,伴着悠长的转轮声,潘德明把这场旅行的意义看的更加清晰。

在印度,潘德明得到诗人泰戈尔、圣雄甘地的热切欢迎。一路上,波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礼萨汗、“土耳其之父”凯末尔将军、保加利亚国王、法国总统和总理、英国首相麦克唐纳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都先后接见了他。在德国,希特勒为潘德明作肖像画一副。

正如希腊首相维尼齐斯所说:“潘先生,从你的身上,看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觉醒和力量!”中国一介平民收到各国政要、时代名人亲自接见,可谓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
驻法公使顾维钧主动联系了潘德明。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,并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外交家引荐他见了张学良。不久前,日本入侵中国东北,“少帅”不战而退,成为全国罪人,以治病为名蛰居法国,悔恨交加。面对潘德明“为国环球”所展现的自强和不屈,心情尤其复杂,于是命人拿来笔墨,为潘德明题下“壮游”二字,鼓励后者“一鼓作气环球世界,为中国人争气”。

接过张学良赠予的欧罗巴游轮的船票,潘德明壮游的足迹去到当时世界最有生命力的美国。

罗斯福总统共接见潘德明两次,并邀请他参加芝加哥博览会。彼时,福特汽车如日中天,不仅是美国制造业的明珠,也是人类最强生产力的代表。福特送给潘德明一个小盒子,装着生产福特汽车的12种原料。打开一开,皆是铁矿砂、石英石等寻常之物。

潘德明想,中国地大物博,资源丰富,只要国人觉醒,谈何不强。尤其是青藏高原,地貌广阔,蕴藏丰富,可惜人迹罕至,资料奇缺,于是暗暗立志,回国后,骑行青藏高原,丈量祖国。

“勇猛精进,奋起直追,雪‘东亚病夫’之耻”,“为国环球”,期间,南洋的报纸一直以激越的口吻报道这场征程。

1936年6月10日,潘德明历时七年,完成异国万里,踏遍五洲的壮举,回到祖国,经广西、云南,再沿长江而下,回到上海。

英雄归来,迎接他的本来应该是鲜花和掌声。然而,就在他回到家中的次日,“七七事变”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侵华日军势如破竹,中华民族危在旦夕,潘德明作为中国骑行始祖的壮举,再也无人提起。

一个一车环游世界,可以展现国人风貌,却无法扭转中华民族的危亡。好似寒冬里的一株蜡烛,有所光亮,但是若要凭此取暖,显然奢谈,摇曳的时代,一阵风过,蜡烛就熄灭了。

动荡局势,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梦想探索青藏高原。他将余款捐出,做抗日之用。改命潘子明,从此往事休提,娶妻生子,平静生活,成了邻居口中“菜场里面刮鱼鳞的糟老头”。那陪伴他南征北战穿越五洲,会见各国政要的自行车在另一个角落,落灰,生锈,化成废铁。当南洋华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,向他打听一位叫做“潘德明”的民族英雄,他只淡淡说道,你们要找的人已经死了。

1976年,上海市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里,潘德明安静离世。

学习器物,再造制度,唤醒国民意志,华夏儿女还要沿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继续探寻下去。

今天,从潘德明隐居的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往东北出发,经延安高架、外滩隧道,穿越整个上海市区,会来到曾经沪市东北郊的唐山路。在这里,中国和自行车的故事将翻开新的篇章。

伴随日占区在中国的扩大,商人小岛和三郎先后在沈阳、天津、上海开立昌和制作所。其位于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车工厂。抗日战争胜利,国民政府接管昌和制作所。

战后恢复、经济建设、国家重回正轨,眼看就在眼前。

1947年,由于苏联在东亚的势力不断扩张,美国对日政策由限制转为扶持。其中,“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”(SCAP)宣布有限制地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。

突如其来的转变,令南京国民政府颇为尴尬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起初表示反对,认为中国和日本是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,重开日本对外贸易,应该和战争赔偿等问题联系起来。不过,由于对美国的援助依赖过深,在全面政治考量过后,南京政府妥协,转而派遣商务考察团赴日商谈贸易事项。

消息一出,日本可谓举国欢庆。日本政府迅速拟就当年度最后四个半月的贸易计划,其准备输华者,包括自行车、手表、摄影机、人造丝等工业制成品,而预定从中国进口的,主要是糖、盐、大豆、煤等原材料。前者是中国长期落后、正欲发力的工业领域,后者是中国战后重建同样紧缺的物资。

形成鲜明对比,消息传回国内,中国社会各界震动,尤以经济中心上海震动最为强烈。《申报》6月11日发表社论《岂可再鼓励日本》,提出,在对日和会尚未召开,对日索赔问题未解决前,开放日本对外贸易,言之过早。此时,抗日战争结束未及两年,中国工商业界普遍认为,八年浴血抗战,为的就是反对“工业日本、农业中国”这八个大字,如果这样的中日贸易态势成型,那八年的血不是白流了吗?

屈辱、不满和忿恨的焦点对准了2000辆自行车。

8月1日,不顾国内激烈反对,南京国民政府开放对日贸易,中央信托局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换来日本自行车2000辆余辆,运抵上海。

在“群情惊骇,不遑宁处”之中,上海脚踏车工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,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、经济部、经济部国际贸易公司请愿抵制日本自行车。在其慷慨陈词中提到:国产脚踏车及车行之制造远在一二八之役之前,销行全国,远达南洋,出品和售价,堪与日货相抗衡,因遭日商嫉妒,贱价倾轧,未能尽量进展,抗战时期,艰苦挣扎。八年努力,所有脚踏车,一切主要车件,次第完备,质量方面,均获相当成就,已足供应需求。还说,萌芽之中之民族轻工业,正有赖于政府全力诱掖,于国际市场争取一席地……事关本业之生存,与数万工友生计。

最终,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,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此次日货自行车的输入,告知全国,绝不会进口日本自行车。消息传来,各界举杯相庆。

中国的商业博弈和利益较量,往往陷入一个误区。过分侧重博人情感的民族情绪,而对真正重要的贸易事实、商业常识往往被避而不谈。在这里,公会描述民族自行车工业过往成绩的“堪与日货相抗衡”、“次第完备,质量方面,均获相当成就”,辞藻煽情,却言过其实。自行车虽属轻工业,但是在当时,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和讲究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且润滑,钢圈必须圆准且坚硬,这当中淬火尤须经验,连车架设计的角度也很是专业和讲究。此外,牙齿盘、把手、花古筒等等,无一不需要长久的工业积累。事实是,中国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,在器械和技术上落后明显。国产自行车被称为“铁道车”和“过桥车”,比喻刚买来的自行车一过铁道或过一座桥就坏了。

另一方面,无论是价值还是数量,日本自行车在中国进口自行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,大量英国自行车才是中国进口自行车的主要来源。比如潘德明环游五大洲骑乘的英国兰瓴牌,就是行销中国的名牌。

不过,在这场群情激奋的抵制运动中,我们可以看到各界人士,摆脱中华羸弱、振兴民族工业的决心。

小岛和三郎的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归国有后,先后更名为“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有限公司上海机器厂第二制造厂”、 “上海机器厂,”,拥有员工180人,年产“扳手”牌自行车3600辆。不过,工业发展进程中技术、资金和原料三大制约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,加之时局动荡,物价飞涨,民族自行车工业整体上呈现出先天不足,后天畸形的态势。

解放上海后,工厂由解放军代表接管,此时距离自行车停产已经过去整整一年。新中国生产的自行车叫什么牌子才合适呢?各方陷入热烈讨论。首先确立的是新商标。由于交好苏联,新商标是一只北极熊站在地球顶端,熊代表苏联,地球即为整个世界,其寓意通俗易懂——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球获取胜利。因此商标起初定名“熊球”牌。

幸得还有头脑清醒之人讨论斟酌再三,取“熊球”谐音“永久”。

天津的昌和制造所,被改造成“飞鸽”,和永久牌南北呼应,连同上海凤凰,组成国产自行车三大品牌。

1956年,在上海唐山路工厂,我国第一辆自行设计、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——“永久”28寸PA型男车制成。充满工业气质的“二八大扛”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。

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,新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,是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的写照。

数据来源:徐涛《自行车与近代中国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制图:衣公子

80年代,从前王榭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,曾经的贵族玩具,变成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,骑车人的表情也由得意变成了生活的庸常和疲态。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亿,平均每2个人一辆,成为自行车王国。

共和国的马路规划,包括立交桥,为自行车出行留出了足够的车道。上下班时间汹涌的自行车洪流,构成城市的一道壮观风景。在西方正为拥堵和污染而头痛的时候,中国无意间成了健康出行的典范。

北京市1983年10月份共发生交通事故819起,其中一半和自行车有关。从中可见自行车在居民出行中的重要地位。

纪录片《自行车王国》

永久自行车厂原厂长王元昌回忆,为了保证生产,永久自行车厂没有礼拜天,停产需要提前报请上海市政府批准。厂前厂后永远进进出出,辽源西路的后门进原材料,每天完成原材料入库200吨;唐山路周家嘴路的门出成品,每日产量1万辆。尽管如此,依旧远远不能满足需求。

三大品牌,在当时的身份非比寻常,稀有而昂贵。尽管生产在增长,但是计划体制下,凭票供应,一车难求,堪比今天的摇号买车。上海人结婚流行“三转一响”,永久自行车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“两转”。城市里的婚礼往往用自行车车队作为婚车,拉着新娘和嫁妆,而嫁妆是一辆永久自行车。

在农村,更是千金难求一车。改革开放后,通过“统一经营、联产到劳”的责任制,部分农民富裕起来。湖北应城县杨小运常年渴望一辆永久自行车,在丰收后,向组织提出,愿向国家交售公粮两万斤(征购任务只有8530斤),只要求卖给他一辆永久自行车,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,并同时做出决定: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,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。经过《人民日报》的转载报道,永久自行车长厂长王元昌看到了新闻。他感受到时代在召唤,率领工厂代表团,带上刚刚组装完成的永久自行车,亲赴应城县。从上海出发,经长江溯游而上,进入湖北就能看到欢迎标语——

“盼‘永久’、迎‘永久’,喜领上海工人情;卖万斤、超万斤捧出应城农民爱国心”。

原本一年只能分配到3-5辆自行车的县城,更是全员出动,王元昌到达之时,幼儿园小朋友在路边摇着鲜花大喊“欢迎永久!欢迎永久!”。为了满足农民朋友的需要,年度生产计划一改再改,在增产19万辆的基础上,再超产5000辆自行车,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,以尽“永久人”的职责。

1984年,中国开始兴盛“永久村”的荣誉称号,用来指代家家都有永久车的明星村庄。

不过那既是永久自行车璀璨的巅峰,也是计划经济最后的挽歌。市场大门已经缓缓打开,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如阳光般洒下。城市的发展,出行的升级,百姓口中言必称之的“永久、飞鸽、凤凰”,迅速让位于“捷达、富康、桑塔纳”。上海制造的星光从东北郊唐山路的永久,迅速转移到了上海汽车和德国大众的合资公司,从此一去不返。

只一眨眼的功夫,自行车由供给不足转变成供给过剩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在完成年产340万辆的高峰之后,永久步入低谷。

新时代,自行车工业依旧经历了三次大浪潮。

第一次是1989-1995年,国家放开自行车生产资质管制,市场经济逐步确立,不仅是自行车,市场红利席卷各大传统产业。第二次是2009年突然兴起的骑行风,当年,只要是个山地车就能卖好。

不过,两次浪潮冲刷出中国自行车工业的陈旧和老迈。长期以来尽管产量巨大,并且70%出口,但是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始终聚焦在低端产品和贴牌加工。2018 年中国自行车出口平均单价为 54.9 美元,而2016年,单价更低,仅仅只有49.65美元。多年的墨守成规后,国际自行车市场的产业链分工逐步固定,日本、美国和欧洲逐步退出了中低档自行车的研发和生产,同时牢牢控制住高端车市场。中国自行车依靠低成本优势,占领低端车市场。在零部件方面,国产车厂参与高端车螺丝、轮胎等零件的生产,而自行车核心技术例如高端变速器、自行车架设计、碳纤维新材料等核心技术属于日美欧。

当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身份渐渐褪色,各大厂商通过技术和设计,为它寻找新时代的新角色。捷安特有ALUXX系列,美利达推TFS、HFS车架,来自美国的TREK也专注为自行车减少负重,并领先尝试铝架优化。日美欧自行车的骑行科技革命带来产品的高溢价。对比之下,中国自行车的生产工艺长时间停留在传统的高碳钢材质材料上,而变速器和车身材料这些核心技术作为寥寥,始终落在下风。

欧盟从1993年就以进口反倾销的名义,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加征30.6%的关税,税率甚至一度被提高到48.5%,这一贸易壁垒持续20多年,也是罕见。内外夹击之下,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工厂逐步束手无策,任人宰割。

2001年,中路集团入主永久自行车,曾经的自行车国王驶上多元经营的道路,渐渐平庸。同样,在上市公司上海凤凰的年报里,地产、酒店的毛利率远远超过自行车制造。

1986年,北京市自行车出行占公共出行的比例是68%,2013年,在某项创举的前夜,北京以自行车为首选出行方式的人口比例已骤降至14%,且每年仍在以2%-4%的速度下降。时代跨上了四轮汽车,一脚油门,扬长而去,落在后面的自行车再怎么发足狂蹬,怕也是赶不上了。

突然,2016年,共享单车来了,在时代的面前进退失据的自行车,迎来了最强的一剂兴奋剂。

2015年6月17日,ofo在微信发布文章《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!》,这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创始人戴威在文章中宣布,ofo将为北大校园提供超过10000辆自行车,同时也呼吁2000名北大师生贡献出自己的单车。文章的结尾写道,“100多年来,有很多北大人改变北大,也改变了世界,这次轮到你了!”

很快,富士达的办公室迎来了两位突然造访的年轻人,陈正江和王耿自顾自介绍说他们负责一家初创公司的采购业务。这是一家起步于北京大学的校园自行车租赁公司。

两个年轻毛头小子,和5万辆的订单令天津富士达集团乐骑科技有限公司CEO孙昊很是为难。更郁闷的在于,双方在产品的质量标准方面产生分歧:ofo想要封闭校园内的短途代步车,不需要特别好的质量;而拥有许多外国合作伙伴的富士达则希望,产品品质定位要高。不过,一阵磋商和妥协之后,5万辆的订单很快达成。

富士达就是自行车行业第一次大浪潮的产物,成立于1992年,1994年站稳脚跟,此后逐渐成为重要的自行车代工工厂。新世纪里,互联网红利扑面而来,传统车厂想拥抱时代,又不知道从何下手,跟风做电商几乎是唯一的作为。

几年前,富士达曾参与武汉和南京等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项目。这种公共自行车均为有桩租赁,办理自行车卡片使用,还车需到指定地点。十余年中,他们将一批又一批的城市自行车送上街头,看着他在暴晒和大雨中慢慢生锈,直到最终无人问津。

听完两个毛头小伙的介绍,孙昊才意识到了自己错过了一个“海一样大的风口”。“共享单车”是他很早就接触过的概念,“可惜囿于当时没有深刻的理解,只停留在观念层面”。

反应过来的富士达做了两件事,成立了一个专注对接共享单车的部门,开立了一个配置13条生产线专注生产共享单车的车间。共享单车项目经理艾志坚说,富士达参与了ofo第一款车的设计。富士达一开始用自己的车架做设计,再按照ofo的投放需求不断改进。2016年4月,5000辆ofo“芭蕾小姐”开始在北京的高校中流转。

其实,ofo最早接触的是捷安特。这家专注高端自行车生产的企业,需要一年开发周期。价格和时间,都是ofo不能接受的。

只一年多后,当初两位ofo“毛头小子”送上门来的5万辆订单翻了200倍。在2017年年中,富士达接到的ofo订单规模超过1000万辆,已经接近富士达1400万辆的年产能。为此,富士达决定在2017年将年产能提升至2000万辆,以满足更多共享单车的订单需求。 

2016年10月,三大国产名牌之一的飞鸽终于接到了ofo征询能否代工生产的电话,但是一位业务员转手就推给了飞鸽集团北京区域的业务经理。一个月后,意识到自己将因重视不够而失去这个影响自己未来命运的大客户时,飞鸽派出数位高管亲自登门造访ofo,将合作上升至战略项目。据《中国商报》报道,飞鸽每年要向ofo提供500万辆共享单车,这是飞鸽年产量的5倍。很快,飞鸽为ofo开设的三条生产线开始满负荷运转。

沉寂多年的凤凰自行车也加入到ofo浩浩荡荡的车队生产中。在双方于2017 年 5 月 5 日,签订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中约定东峡大通(ofo小黄车运营主体)将向凤凰自行车提供总量不少于 500 万辆的采购计划。

传统自行车制造业对于共享单车的拥抱坚决而彻底。

2016年10月,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,短暂过渡两个月后,再一次搬迁至理想国际大厦。在这个俯瞰北京大学的互联网企业聚集地,ofo按下了全速前进的按钮。

这家从诞生之初就充满着年轻人荷尔蒙的企业,常常全员加班到深夜,聚会时敞开喝醉。1991年出生的戴威一手拿烟,一手挥舞,努力说着什么,又醉得什么也说不出。

2016年9月B轮,2016年10月C轮,2017年紧随其后的D轮、E轮。ofo的融资势如破竹。这家在两年内,通过五轮融资14亿美元的“创业新贵”,投资方包括滴滴、阿里、DST、小米、蚂蚁金服、中信产业基金、金沙江等十多个明星资本。

巨量的融资,巨量的采购,巨量的铺车。ofo像是一台油门一踩到底的发动机,疯狂地运转起来。2017年初年会,戴威颁给功臣纪拓一辆牧马人,又在酒至酣处,现场奖励一位背诵《滕王阁序》的员工1万元现金。[7]胡润排行榜上,35亿元身价的戴威作为首个上榜的白手起家“90后”,风光无限。他说“终有一天,我们今天的ofo会和Google一样,影响世界。”

花2000万元冠名卫星,掷1000万元请鹿晗代言,连同ofo各级别员工手中厚厚的餐饮、KTV发票。初生牛犊的闯劲和失去控制的挥霍,同一时间,在ofo身上激烈上演。

那一边的摩拜、哈罗、小鸣等等同样不遑多让。黄色、橙色、蓝色、红色,每个颜色都觉得城市街头自家单车的数量,就是唯一的胜利。

伴随城市街头的你争我夺,集中在天津的自行车工厂成了通宵达旦的军火工厂,源源不断地为这场巷战提供弹药。

共享单车可能是传统自行车长最大的机会,相比于2016年之前普遍以千为单位的订单,共享单车平台动辄几十万、几百万的订单,显然是爆炸性的。尤其是“禁投令”在各大城市的出台,将这场和时间的赛跑推向顶峰。在禁投令中,共享单车和某个地方政府谈定,假如5月31号12点是最后的投放时间点,工厂必须加班加点全力赶工,因为过了5月31号12点,一台车都不能新增。

街头五颜六色,工厂机器轰鸣,在一片不真实的繁荣中,共享单车走出国门,驶向世界。摩拜单车陆续出现在伦敦、悉尼、新加坡和曼谷的地标景点。同时,发家于校园的ofo把小黄车投放到了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,照片里的北大毕业生戴威穿着牛仔裤,背着自己亲切的黑色双肩包,像个学生一样笑得无忧无虑。

ofo和戴威来到哈佛大学[10]

80年前,正是在这些西方城市,潘德明和他的自行车缓缓而来,中国青年的艰苦壮游,令人西方赞叹。80年后,也是这些城市,走下天津生产线的共享单车跨越重洋,一夜之间出现在城市街头。这号称全球最先进的经济模式,令西方人不可思议。

为了宣传ofo进军哈佛校园,ofo小黄车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《ofo小黄车在哈佛大学到底干了些什么?》,文中提及戴威在论坛上的发言。戴威说,因为共享单车,北京机动车使用减少了10%,未来还会继续下降。戴威继续说,他来哈佛和徐小平一个航班,徐小平告诉他北京现在都不堵车了。

这场繁荣的不真实感瞬间到达顶峰。

就当共享单车和高铁、移动支付、网购,被列为中国新四大发明,被捧上神坛之际。自行车道的风向突然变化,由顺风翱翔,变成了横风肆虐。

短短三年,ofo搬过四次家。前三次,都是因为资金充足、团队壮大,办公环境愈加开阔,愈加华丽。第四次是倒退,2018年11月5日,ofo搬离见证它辉煌巅峰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。

潮水褪去的速度比人们能想象的快很多。

但是伏笔在之前已经埋下。2018年4月,摩拜单车作价37亿美元出售给王兴的美团。37亿美元的估值比与它上一轮融资的估值相差无几,如果算上成本和其他交易条件,摩拜单车的估值不升反降。2017年下旬,ofo在和摩拜的黄橙之战中,尚占据有利地位。在ofo多位员工的回忆里,那时国际资本排着队要投,从来没想过ofo会缺钱。谁想到竟然,一年河东,一年河西。只短短一年工夫,为ofo排队的不在是渴望投资它的资本,而或咒骂或哀求它退还押金的消费者。退押金的队伍越来越长,迅速超过1000万。这位央企董事长的儿子、北大光华毕业生、名满天下的90后企业家,成了欠人99元/199元却死不还钱的老赖。

从一文不名的校园创业者,到资本和聚光灯围绕的商业巅峰,再到欠账不还身败名裂的过街老鼠,ofo完成这个轮回只用了短短三年。陪同ofo乘坐这列过山车的,还有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商们。供应链几乎在同一天内,由感受炽热转换到感受萧条。2018年底,ofo突然对供应商拉长账期,一个月,再到三个月,很快又改口成半年。各种到期的尾款,金额不大,千万上下和ofo叱咤风云的融资额比只属九牛一毛,但ofo已经拨不出钱,年轻的员工们每天忙着应对各路供应商的声讨,“我们一定会付,您再理解理解”。

王庆坨镇,地处天津市武清区西南部,区区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多座著名的中国自行车品牌。本已黯淡无光多年的小镇,在2016年毫无征兆地被共享单车的一把火点亮,又在短短2年后突然变得安静。

赵家柳村位于王庆坨镇中心立交桥向南5公里,2019年5月的一天,三位工人在村南头的一块空地上,拿着水管冲洗废弃的各色共享单车。上千辆单车被卸去电子锁,并抹去车架上的品牌标识。

一名冲洗自行车的工人说,自己已经亲历过多次,某批次的共享单车,生产完成后就已经联系不上当初下单的那家企业。要不到尾款,只能就地处理,大部分被再喷一道漆,尽量改成普通自行车,便宜卖了,能收回多少成本就收回多少。这位工人继续说道,已经处理了不少,1年前西边草地和树林里堆满了这样的共享单车,各种颜色的都有。

在王庆坨工厂聚集地,不少自行车厂都大门紧闭,在几家开着的自行车工厂里,没有看到任何共享单车甚至是零部件的身影。生产冷清,几个点货的工人穿梭其中。一些工厂已经变成了堆放车架、轮胎等自行车零部件的仓库。

如今曾经的车架搬运工徐师傅已经改行开摩。曾经的生产车间成了出租的仓库。多余的工人已经被辞退。

一度,一些大厂商在开足马力也无法保证订单完成的情况下,会把车架焊接、磷化、喷涂、烤漆或者轮辋安装等活外包给这边的一些小工厂。不过,2017年10月份后这个车间再也没接到ofo的订单。

由于上市公司的披露属性,凤凰自行车和ofo的欠款纠纷最先发酵。但是富士达坦言,ofo拖欠富士达的款项不比凤凰少,但是具体金额不能透露。

回望这场共享单车带给行业的大起大落。尽管,ofo还拖欠货款,但是富士达还是承认,自己是共享单车浪潮的受益者。

如今,富士达已经没有了共享单车的订单,不过江浙这边拿到三五千辆的共享电动车订单,目前是工厂的大项目。除此之外,富士达正在协助哈罗的开发他们新推出的共享电动车。时代大潮一浪接一浪,这家高峰时承载全球1/3产能的自行车代工企业,已经收拾好家当,准备赶赴下一站了。

在富士达的采访结尾,记者问艾志坚:除了共享自行车,你觉得还有哪些技术能让自行车行业重新散发活力?

没有。

共享单车带给中国自行车制造最大的冲击和破坏不是坏账,而是加剧了这个产业的低端化

中国的自行车制造长期停留在产业链低端,技术含量低,产品附加值小。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吸引到新进入的资本和玩家,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产业。生产中机器人手臂的运用已经算是最现代化的设备。机器人手臂只适用于单一品种,需要海量的订单,才能实现规模经济。共享单车让这项技术在各个车间逐渐普及,不过除此之外,共享单车并没有在技术上给自行车制造行业带来任何的提升。尤其是,共享单车在扩张阶段,普遍要求简单、便宜的代步车,各大工厂疯狂新增的生产线自然以此为标准。这很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自行车制造的低端化。

共享单车占用了资源,自行车生产企业不得不把产能都给了共享单车,制造技术含量很低的自行车。但是换一个角度,如果没有共享单车,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就能好吗?

这个老迈的行业不是没有来过理想主义者。

ofo在798的一场发布会,如今看来,颇有意味。穿着皮衣牛仔裤、马丁靴的张向东,意气风发为自己的北大师弟、ofo创始人戴威站台。

张向东成名于在塞班时代,当他创立的久邦科技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后,他毅然辞去总裁职位。酷爱骑行的他,决定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,创立700bike,进军高端自行车生产,这位被称为京城最有情怀的创业者说,“这座城市需要一辆自行车”。

那次发布会之后,两人各奔前程,命运迥异,又殊途同归。

2016年下半年,700bike拿到汉富资本领投的1000多万美元。同一时间,ofo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融资奇迹,动辄几亿、几十亿美元的融资,几周时间接连而至。

尽管融资不能相提并论,但是张向东还是造出了心中的好车。靳东在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里骑的折叠车就是其中之一,售价7699元。

市场没有为张向东的情怀和理想买单。两年后的2018年,700bike的员工没有年终奖。张向东向同事道歉,简单地请大家吃个饭算作年会,然后一个人找个地方要了两瓶酒,喝醉。

700bike失败的原因很多,比如张向东太过理想化的实践。700bike管理宽松,甚至有“晴天假”:天气太好,大家停下工作出去骑行。在外部条件上,更是生不逢时,赶上共享单车在城市泛滥,在巨额补贴、骑行免费的对比下,谁还有动力去考虑最低售价2499元,时刻担心被盗的自行车?

共享单车有多火热,自行车的高端制造就有多痛苦。

回想戴威为ofo小黄车撰写的发刊词,一代代的北大人为改变世界付出实践。不过,张向东和戴威的这次商业实践都走向了末路。ofo,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,如今留下的关键词是:挥霍、贪污、派系、裁员,和最经典的——赖账。

回望ofo的商业闹剧,资本的功利和贪婪难辞其咎。这些年,风险投资逐步变成一场无聊的堆钱游戏,输和赢愈发取决于钱堆得有没有对手高。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——“烧钱→洗牌→垄断→合并→估值水涨船高”——游戏的方向逐渐变得简单粗暴又赌性十足。大背景下,创业环境和创业者心态也在渐渐扭曲。从团购到打车,最后在共享单车的商业实践上,这种扭曲和变形被演绎到了极致。

此外,互联网巨头的利益算盘也贯穿始终。除了,腾讯系和阿里系的老戏码,新晋巨头滴滴为了稳固自己在智慧出行江湖的绝对领导力,也是奇招频出。ofo内部的veto right(一票否决权),既是各方利益斡旋的前提,也是ofo出路的死穴。

除了将整个自行车产能逼向低端化,共享单车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。

《人民日报》头版文章《新业态不可染旧习》提到,“今年全国预计投放近2000万辆单车,如果全部报废将产生废金属近30万吨,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。”在吴国勇的摄影作品《无处安放》中,报废和过度投放的共享单车挤满屏幕,密密麻麻,令人心悸。 

吴国勇摄影作品《无处安放》

蔚来汽车董事长、摩拜的最重要的投资人李斌对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坦言,“我们的初衷是渴望节约资源,但最终发现却在浪费资源。这让我有点无奈”。

如今ofo拖欠退押金,排队等待退押金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,已经整整1年有余,一度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。ofo回归新闻头条的方式异常清奇。

几天前,上线了新的退押金方式,简单来说,押金转到“天天返利”账户,用户额外掏钱购物,满足条件后,退还一部分押金。不过,这样的方式机关算尽,套路满满。稍加计算会发现,如果要退回自己99元/199元的押金,至少要在ofo消费千元以上。用户如果没有研究透,很可能不但押金退不出来,还要再赔进去一笔消费。

中国的用户真的好卑微,“不用排队就能退押金”竟然也能成为一种值得宣传的卖点?

如今,无论是注册地理想国际大厦,还是消费者排队登记押金的互联网金融中心,ofo突然之间人去楼空。尝试拨打官网电话,显示正忙;拨打注册时的电话,已经欠费。

外界听不到戴威和ofo一点主动的消息。

因为经过多轮融资。ofo的董事会汇集了中国最顶级的互联网商业力量,腾讯、阿里、滴滴。我们无法得知这家明星企业的董事会上如今还有怎样的争执和反思。我们能看到的是,ofo不但没有破产清算,反而继续透支着中国企业家的信用和诚信。

资本的浮躁、巨头游戏、国人的陋习,一起造就了这场惊天闹剧。一辆单车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照妖镜。

在陷入困境之前,ofo被认为是中国独角兽中的佼佼者。根据多家机构多种口径的统计,中美两国独角兽的数量、估值已经非常接近,而且遥遥领先第三位的印度。在为中国科技新贵取得成绩感到骄傲的同时,也应当指出当中的隐忧。

比如,在交通出行领域,中国独角兽的业务类型是共享出行、二手车交易,而美国独角兽除了共享概念之外,还有无人驾驶、高端制造。更明显的是在医疗健康领域,平安好医生、春雨医生、挂号网业务主营业务模式是在线问诊、挂号等服务,还没有涉及治疗、生物工程等科技层面,而美国独角兽Samumed等已在高端制药、生命科学等核心领域突破。换言之,中国的独角兽更侧重“消费模式的创新”,而美国独角兽更侧重“精尖技术的突破”。

历经疯狂的共享单车背后是一个大而不强的中国自行车制造。当然,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,我们没必要故作高论,拔高某个领域的得失,刻意哀叹。从某个角度,自行车工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,中国永远没有机会,也没有必要去精心造出一辆好的自行车了。

曾经上海街头的“自由车”被当做个体平等、国民革新的希望,我们期待他越来越多。后来城市街头的自行车像蝗虫一样泛滥成灾,每每望及,提醒我们这个国家顶级学府、言辞鲜丽的商业精英,也可以成为毫无担当、缩头乌龟一样的老赖。

车轮悠悠,碾压往前。

来源:衣公子的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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